“我爸說的第一句話是’抱抱她吧，你現在不會弄疼她了。’”
我的廚房很大一部分被我那張老舊、邋遢的暖棕色餐桌所佔據。
它的狀況已經慘不忍睹。每次坐下來，我都會被舊油漆、熱溶膠和偶爾一點指甲油（這要歸功於我的姐姐們）的碎屑包圍。我們有兩把椅子，無論坐上哪一把，我都得格外小心它們會不會散架，因為椅子腿的固定靠的是一種由木工膠、蠻力和純粹的使壞組成的惱人混合物。
在我生命的前半部分，這張廚房桌就是我家的中心。小時候，每天晚上7點，我們（我奶奶、我爸和兩個姐姐）會準時在這老舊、邋遢的暖棕色餐桌上吃一頓奶奶做的飯菜。
在那些家庭晚餐上，我會和我爸爭吵取樂，看著他因為打擾我吃飯被奶奶吼罵，並聽著我的姐姐們或是爭鬥或是開玩笑；那永遠是一場冒險。最初，我的廚房桌有五把結實的木椅。幾年後，我的大姐16歲、我8歲時，椅子的數量隨著她的搬走減到四把。她與奶奶的爭吵太多，也不守規矩，所以她離開了。
三年後，奶奶被診出患了小細胞肺癌。這給我們的晚餐桌日常又帶來了一些改變。起初是我的另一個姐姐開始不來吃晚餐。倒不是因為飯菜難免不那麼可口了（癌症會破壞味蕾和整體烹飪能力），而是因為她總是不在家。我覺得她不想待在被診斷癌症後的奶奶身邊。
椅子數降到了三把。過了一年左右，晚餐本身的次數也少了很多，主要不是因為奶奶，而是因為爸爸決心讓奶奶多休息。她沒搭理爸爸的擔心，所以最後變成了我得面對的某種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帶。
奶奶得癌症一年半後去世了。這句話說起來很快，但其實拖了很久。別誤會，我是愛奶奶的，但得癌症的人往往去世前很久就已經死了。
她過世時我在場，就在我們的起居室裡。我在床的一邊，我爸在另一邊。她沉重的喘息漸漸變緩，然後停了下來。聽上去挺難過，但其實多少是個欣慰的時刻。爸爸說的第一句話是“抱抱她吧，你現在不會弄疼她了。”雖然有積痰之症的氣味，我還是抱了她。我們只需要兩把椅子了。
在那之後，爸爸和我還有我們這個非傳統美國家庭所剩下的部分，組建了一個格外非傳統的家庭。我們過了段時間才穩定下來，因為坦白講，奶奶得癌症前我們已經是低收入家庭，之後更是每況愈下。
爸爸和我削減了所有開支。我們去掉了家裡的有線電視、手機和互聯網。少用油、少用水、少浪費食物，有段時間我們沒車，因為家裡的小麵包車太耗油，還經常拋錨。可是，即便那是個沒Wi-Fi、沒手機、單調至極的一年，我們還是挺了過來。
我依然住在同一座房子裡，只不過現在有Wi-Fi了。我們的餐桌還在，不過我們把中間的木頭拿了出來，現在它的大小剛好夠我們倆人使用。我們不再像從前那樣吃晚飯，但有時候爸爸跟我會坐在沙發上閒聊會兒。
當然了，我們的咖啡桌聊天內容或許和從前的家庭晚餐不一樣，或許我們的電視已經打不開了。或許我們的廚房裡有螞蟻，或許我們得用90年代的老掉牙收音機收聽超級碗(Super Bowl)的實況，又或許，爸爸現在也病得越來越厲害了。
我不在乎我的新生活是圍著有破洞的舊沙發、一個暴脾氣老頭、一對肥貓和一隻鬃獅蜥轉。和爸爸在一起，我感到心滿意足；每晚7點，昏暗的廚房裡，會有兩把空椅子圍在髒兮兮的暖棕色舊餐桌旁，我感到心滿意足。在這段日子裡，起居室的燈是開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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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維多利亞·奧斯瓦爾德(Victoria Oswald)